[1] [2] [3] [4] [5] [6] [7] [8]
盛大婚礼 戴安娜小姐在楼下交了很多朋友,其中甚至包括仆役主管西里尔·迪克曼——我们的头儿——他平时有点高高在上,但其实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俨然一副慈父形象,知晓所有王室知识,也是各种传统、规矩和礼节的活字典。他在戴安娜小姐来到的最初日子里为她提供了许多帮助,令她永生难忘。未来的日子里,她经常在巴尔莫勒尔堡的吉利思舞会上邀请以跳舞出名的迪克曼先生共舞一曲狐步舞或者华尔兹舞。
戴安娜小姐在楼上漫步时,经常遇到正在工作的仆役们,这时她总会平易近人地与他们聊上几句,倾听他们的心声。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一些工作人员尽管没有说出口,但是他们并不习惯楼上的人参与到楼下的这种熟稔氛围中来。戴安娜小姐在王室仆役室交了不少朋友,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她的做法。一些仆役坚持传统。部分人坚持认为她“应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应当到楼下来”。有一位在内务部工作了四十年的女士看到戴安娜小姐大模大样打开柜子,自己找饼干吃的样子,简直瞠目结舌。这位怒不可遏的女士指出,这简直是有违祖训。
她走进厨房时,一位厨师甚至拦住她的去路,“您不应当到厨房里来。”他直截了当地劝说道。戴安娜小姐不习惯在楼下受到这样的抢白,以至于当即转身奔回楼上。
不过,大多数工作人员——尤其是低层的工作人员——都不顾所谓规矩而对戴安娜表示欢迎。他们管她叫“来自楼上的一缕新鲜空气”。
很少有人意识到,其实她这样做,也是在暗中检视和挑选将来照料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两个新家——海格洛夫的乡间别墅和伦敦肯辛顿宫住所的人选。威尔士亲王在订婚前一年,即1980年,买下了海格洛夫一幢三层乔治王时代风格的乡间产业。它位于科兹沃,非常方便。它距离格特科姆公园和他姐姐安妮公主的住所只有大约八英里,而且距离波弗特猎场也很近,有一条近路通往安德鲁·帕克·鲍威尔斯上校及其夫人卡米拉的住地波海德庄园。
威尔士王妃开心地笑着,以芭蕾舞者的优雅气度在红色地毯上舞动,一手抓着奶白色缎鞋,另一只胳膊上绕着二十五英尺长的新娘头纱。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婚礼这天,她从重重规矩的束缚中,找到喘息的几分钟空闲。在此之前几分钟,1981年7月29日,她刚刚在全世界面前,在白金汉宫的露天阳台上亲吻了她的王子。我于无意中撞见此情此景。当时我正身着猩红色礼服,独自倚靠在女王走廊的一堵边墙上,等待女王回到住所。这将意味着婚礼人群要回到中央大厅,到相连的露台上开始喜宴。
新婚王妃以为自己独自一人,她身披波浪般乳白色婚衣,身后拖曳着长长的白纱。走廊一边是俯视方院的成排顶天立地落地长窗。她于投射到地毯上的束束巨大光柱之间舞动,阳光照射在斯潘塞家族冠冕头饰上,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她充满自信,容光焕发。此刻的她心满意足,光彩照人。我终生难忘这幅绝美图景。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站的位置很危险,万一被发现我这样目不转睛地看她,我担心她会觉得受到冒犯。于是我退回到女王的套房并关上门。
就是在这间起居室里,我与七点五亿电视观众一起,目睹戴安娜小姐转变为威尔士王妃。我盘腿坐在女王的电视机前,身前身后围绕着威尔士矮脚犬。理论上讲,我们是不可以使用王室电视机的,不过,至少在那天,我知道女王不会介意我这样做。女王的仆役与全国人民一样,因为这天的种种景象而目眩神迷:拥挤的人群、戴安娜小姐与父亲斯潘塞伯爵在开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水晶马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她的婚礼长裙长长地拖曳在铺着红地毯的走道上。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共同踏上台阶。我的职责在于留守在王宫内,准备画廊边上的晚宴厅的婚宴。电视机能够帮助我有效地掌握进程,尽管我大半时间是在寻找女王的另一名贴身男仆的身影:保罗·威伯鲁,他有幸骑马跟随乘坐敞篷马车的女王和爱丁堡公爵。
新婚夫妇已走进方院,我难以将眼光从电视上挪开。屏幕上的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走进露台——在房间里,我能够听到外面拥挤的人群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我赶忙跳起来,赶到我位于顶楼、可以俯瞰维多利亚纪念碑和林阴道的房间,趴在低低的长方形窗子前往下看。成千上万的人试图从外面向里面一瞥这对璧人,我却有幸从里面往外看了他们一眼。然后我急忙又冲回楼下。婚礼前夕,举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民众高唱“上帝保佑威尔士亲王”和“上帝保佑女王”,使我彻夜不得安眠。一周以来的欢庆活动达到高潮。
举行婚礼前两天,白金汉宫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晚宴和舞会,来宾有近一千名,包括欧洲各国元首、大使、高级专员、大主教和主教、政府大臣和现任、前任首相。他们挤满了所有的王公接待室。我被分配管理王座厅,和另一名高级仆役一起照料一张十人圆桌,用餐者中有威尔士亲王、即将成为王妃的戴安娜小姐、摩纳哥的格蕾丝王妃和其子阿尔伯特王子。我从未见过有如格蕾丝王妃这样的美人,她原先是世界闻名的女演员格蕾丝·凯利,后来与摩纳哥国王雷尼尔联姻。那天晚上,她风华绝代,气度超凡,光彩甚至盖过准新娘,戴的冠冕与女王一般金碧辉煌。
下一页
|